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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钢: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(10)

2011-03-10来源:炎黄春秋编辑:

 【接上一篇】

 

『包容和宽厚的主持者』

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,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。但对华国锋来说,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“滑铁卢”。富有意味的是,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。

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,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,并对包括“两个凡是”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批评,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,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,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。华国锋作为主持者,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,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,开得生动活泼。大家各抒己见,畅所欲言,“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,是很好的”。(参见《1978: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》,第89页。)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,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,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(如“六十一人案”、彭德怀、陶铸等)平反或重新处理,审查康生和谢富治。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,他采纳与会者意见,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,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。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“两个凡是”的问题,华国锋承认“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,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,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”。他主动承担了责任: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,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,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应该做自我批评,也欢迎同志们批评。(同上,第191~192页。)会议的最终结果,同华的包容、宽厚不无关系。然而,无论他是否意识到,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。

然而,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高评价三中全会时,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。倒是与会的两位“实践派”人物,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。胡绩伟称:“他(指华国锋——引者注)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(指‘两个凡是’——引者注),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”,“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,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,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,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。”(《胡绩伟自述(一九七七年—一九八三年)》,第104页。)于光远说:华国锋“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。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、主动的,很愿意多讲。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(指农业问题,1979、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——引者注),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。对会议提出为‘天安门事件’性质平反,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,会议提出‘两个凡是’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,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。有两点可以证明,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‘两个凡是’,没有再采取引用‘最高指示’这种方式来讲话,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;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‘天安门事件’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,想争取到一些主动。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,但是他并没有硬抗,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,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。会议开得比较顺利,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。”(《1978: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》,第207页。)

中共历史上,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。他主政的两年多,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: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,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。经历如此大的变局,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,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,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。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,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:“我个人的看法是:粉碎‘四人帮’两年多来,是拨乱反正的两年,是扭转乾坤的两年。两年多,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,阶级斗争的大搏斗,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,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、雄伟壮观的场面。”两年多时间“扭转乾坤”,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,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。这种经验告诉人们: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,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。■

(该文摘自《炎黄春秋》杂志2011年2、3期)